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人口城镇化率逐年递增，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聚集地与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城市的社会系统相对开放，各类要素高频率流动，城市安全治理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稳定，厘清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与治理链条，夯实民生福祉基石，是新时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核心命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人口城镇化率逐年递增，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聚集地与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城市的社会系统相对开放，各类要素高频率流动，城市安全治理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稳定，厘清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与治理链条，夯实民生福祉基石，是新时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核心命题。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安全关系到市民生命健康的底线需求，关系到城市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关系到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建设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痛点与难点，探索新时代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
新时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难点
各类安全风险因子聚集城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其中，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0%以上，上海人口密度3814人/平方公里，北京人口密度1322.74人/平方公里，天津人口密度1306人/平方公里，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各类生产生活要素同步发展。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高，城市安全风险源更加复杂。高层建筑、基础设施高度密集，轨道交通承载量超负荷，人员密集场所治安消防防控不够完备等都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难点所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流动性强，城市安全风险治理难度大。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因业缘关系聚集，因工作变动而分开，人际交往黏性较低，与当地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联系较弱，人口流动性强，对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不强，较难掌握其基本信息，基层治理难度较大。
城市风险感知神经不够灵敏。在川流不息、人潮汹涌的城市运行过程中，风险隐患存在于工业企业、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等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需要敏锐的风险感知神经网络，及时感知城市各类风险因子。但是，就目前而言，城市风险感知神经不够灵敏。一是基层治理主体风险感知功能受限。在我国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镇街一级直接面对群众，处理各项行政管理事务，是风险感知最敏锐的管理层级。但在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镇街一级基层治理主体事务繁多，行政人员没有充足的精力摸查风险隐患。二是基层尚未树立防范为先为重的风险治理理念。从各大城市公共安全事故的分析总结中可以发现，“被动治理”是事故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事前已有安全隐患显露，但是没有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三是城市公共安全的多元共治局面尚未形成。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仅仅依靠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难以应对无处不在的风险隐患。
城市应急管理能力亟待加强。从人类防灾减灾的历史实践来看，人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灾害，但可以提前规划布局，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降低灾害发生时的波及范围和损失。因此，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对防灾减灾而言至关重要。一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不足，容易延误应急处置的最佳时机。二是城市居民的应急参与能力不足，居民对应急管理的基础知识、相关技能不够了解，事故发生时，只能被动等待救援，缺乏自救能力。三是城市应急管理的规划支持不足。虽然现在各地都编制了应急预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总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对预测预警重视不够，信息上报、发布与核实等文本规定与现实操作不适配，各职能部门间的分工、协调、联动的程序不规范等。
新时代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
发挥平安文化的思想引领作用。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纠正思想认识的误区，要关注文化对思想的引领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离不开平安文化的支撑，在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平安文化的思想引领作用。一是要弘扬“人人友善，人人平安”的平安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文化的浸润式教育，引导城市居民提升守法自觉，提高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培养社会共融的友善氛围，打破陌生人社会的隔阂，共筑安全友爱的大家庭。二是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平安文化，挖掘文艺宣传队伍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价值。政府部门可以投入资金设立“平安文化”创建专项，鼓励平安文化相关文艺创作，储备平安文化主题节目，以演出走进村（社区）、学校、企业、校区的形式，加深城市居民对平安文化的认识，持续扩大宣传效果。三是要树立平 安文化从“娃娃”抓起的治理理念，推进平安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要从小培养青少年的安全意识与危机意识，将平安文化的种子传播到千家万户，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必须将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要发挥好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公共安全治理刻不容缓，无论是在常态化的治安防控工作中，还是应急管理工作中，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协调各方治理资源。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更好地攻坚克难。二是要创建完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职能作用。在基层政府全面建成平安建设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治理领域调查研究，全面建立社会治安稳定形势研判分析制度。三是要落实好平安建设领导责任，确定基层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班子成员深化平安建设的第一责任、直接责任和分管工作范围内的责任，科学界定并合理分配各层级、各部门的风险管控责任，健全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发挥政务大数据的科技支撑作用。政务大数据涉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具有数据量大、覆盖面广、实时性、可分析等特点。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蕴藏着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巨大潜力，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可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综合治理与有效监管。一是要完善市域智能化建设制度，推动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社会治理要素数据化、治理数据标准化，推进社会治理多网融合，紧密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明确市级层面统数据、管数据、保安全的主要责任。二是要加强城乡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与联网，探索视频图像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应用，更好地服务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三是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人员的信息化、智能化能力培养，不断提高政务大数据的应用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意义重大”。每一个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都与平安中国建设息息相关，只有不断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才能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稳步提升。